歷史的塵埃——曹魏統一北方邊疆過程中求靜求穩的原因和意義

曹魏統一北方邊疆過程中，為什麼會表現出求靜求穩的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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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多方面的。從主觀上來講，曹魏政權以魏禪漢，乃是以漢代繼承人自居，其邊疆地域概念自然也因襲東漢。因此經營北方邊疆以恢復東漢疆域範圍和管理體系為要務而較少突破，只有個別時候根據形勢發展和實際需要對管理機構略作損益。從客觀上講，曹魏承漢末荒亂之餘，人口銳減，生產凋敝，財力窘迫，確實也力不從心，從而在統一北方邊疆過程中表現出求靜求穩的傾向。經濟上的制約，可以說是形成求靜求穩傾向的主要因素。當時朝中有識之士紛紛認識到了國家財力窘迫、百姓疲敝的形勢。

太和年間，黃門侍郎杜恕上書曰：「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幣；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三國志》卷十六《魏書·杜畿傳附杜恕傳》）青龍年間，尚書陳群上書曰：「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之時，不過一大郡。加邊境有事，將士勞苦，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三國志》卷二十二《魏書·陳群傳》）「統一州之民營九州之地」、甚至戶口「不過文景之時一大郡」的窘迫現狀，使曹魏統治者深受制肘，面對強盛的公孫氏和軻比能，不能不感到力不從心，因而在對方沒有公開反叛的情況下，儘管知道對方的臣服是表面的、暫時的，還是採取了維持現狀、綏撫籠絡的方針。

青龍元年（233年），孫權遣使至公孫淵，「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史，遣兵討之」，散騎常侍劉劭認為「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註：《三國志》卷二十一《魏書·劉劭傳》。）顯然，劉劭對當時經濟形勢和百姓疲敝狀況是有深刻認識的，因此反對「遣兵」、「勞民」，主張「修德」、「寬貸」、實際上都是求靜求穩的反映。他的主張得到實施，表明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最後君臣是達成一致的。

造成財政緊張、百姓疲敝的原因，除了漢末的混戰割據給生產造成破壞之外，曹魏統治者自身也負有很大的責任，尤其是明帝在位期間大興土木，奢侈腐化，加劇了財政危機。當時就有朝臣對明帝「大興殿舍，功作萬計」的做法提出批評。（註：《三國志》卷二十五《魏書·高堂隆傳》。）另外，吳蜀未滅、三國鼎立的政治格局，牽制了曹魏大量精力，影響了曹魏統一北方邊疆的決策，使其不得不傾向於求靜求穩方針。這是因為，一方面，曹魏認識到要最終消滅吳、蜀，完成統一全國的事業，首先必須完成對北方邊疆的統一，形成鞏固後方；另一方面，防守曹魏與吳、蜀接壤的漫長邊界，應付吳、蜀不時挑起的大小戰事，是關係到曹魏政權生死存亡的大事，不能不投入大量精力。尤其是蜀漢始終沒有放棄北伐滅魏的口號，曹魏不能不對此憂心忡忡，高度警惕。因此曹魏政權的要務，首先是保證政權本身的生存，然後才是完成統一大業。曹魏在統一北方邊疆策略中的求靜求穩傾向，乃是當時三國鼎立政治格局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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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曹魏的求靜求穩並不是消極的，沒有原則的，而是積極的，原則分明的。維護統一是曹魏北方邊疆策略的最高原則，也正是其積極意義所在。對於北方邊疆各股政治勢力，只要對曹魏表示歸順，維護北方邊疆的統一，曹魏就不計較其反覆無常，這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無奈，但更是一種顧全大局的大度。

求靜求穩方針符合曹魏當時的客觀條件，真實反映了曹魏的政治經濟狀況，有利於與民休息，講武勸農，發展社會生產，改善百姓疲睏和財政緊張狀況，並為最終解決北方邊疆統一問題奠定了基礎。無論是遣兵四萬攻滅公孫淵，還是綏撫籠絡軻比能、懷柔厚遇西域使，都是以雄厚的物質基礎為前提的。沒有求靜求穩的方針，就難以集中精力發展生產，增強實力，完成統一。

求靜求穩方針同時也使邊疆各族人民受益，保障了邊疆人民一定時期內安定地生活生產，最終有利於邊疆的穩定和開發。求靜求穩方針不僅符合當時客觀條件，符合各族人民利益，而且具有更為深遠的歷史意義。

以羈縻懷柔為特色的求靜求穩方針，充分反映了曹魏統治者對前代治邊思想的繼承與發揚。先秦時期，已經形成初步的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尚書·禹貢》篇提出了五服的概念，《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提出了九服的概念。無論五服還是九服，其核心思想是相同的，這就是：以一個政治中心逐步向周邊擴散，統治強度按照離中心的遠近遞減。這就是最早的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落實到邊疆政策上，就是在保證邊疆對中央政權臣服的前提下，儘量維護邊疆原來的社會狀況，保持邊疆的穩定，並不強求邊疆與內地對中央政權盡同樣的義務，更不強求對邊疆實行與內地同等的管理強度。這種認識已經包含了求靜求穩的傾向。

兩漢時期，儒學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思想，儒家精神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表現在邊疆問題上，就是更重視道德感化，主張以德治邊，慎用武力。正如班固所言：「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內外，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漢書》卷九十四《匈奴傳》）班固的意思是，要根據內外遠近選擇不同的統治方法，對內應「修刑政」，對邊疆地區則應「昭文德」，以緩撫懷柔、道德感化為主。這種主導思想再次為傳統治邊思想注入了求靜求穩的因素。曹魏充分吸收了先秦兩漢以來的治邊思想精華，並且使之融入統一北方邊疆的實際活動中，實行先撫後剿，綏撫分化，羈縻懷柔的策略。聯繫先秦時期形成的五服、九服概念，就不難理解曹魏為什麼在西域綠洲大國稱霸的狀況下仍然實行羈縻懷柔政策，這不僅僅是因為曹魏實力受限，而且是按照五服九服的的觀念選擇的相應統治強度。聯繫儒家學說的「為政以德」（註：《論語·為政篇》。）主張，就不難理解劉劭「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的歷史背景不僅僅是曹魏財力窘迫，同時還有儒學對治邊思想的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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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雖然只是三國鼎立格局中的一個分裂政權，但始終以正朔自居，並全盤承襲了前代的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維護了治邊思想與邊疆政策的延續性與穩定性，對中國傳統治邊思想的形成發展有承前啟後，發揚光大之功。此後，中國雖然經歷了魏晉南北朝和五代遼宋金夏兩大分裂歷史時期，但邊疆觀念和治邊思想卻始終是一脈相承的。曹魏統一北方邊疆策略的深遠歷史意義，正是體現在這裡。

作者：彭豐文